就在最近，七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样几本著作，《吴宓传》（东方），《吴宓与学衡》（河南大学），《自由守望——胡适派文人引论》（台北：风云时代，上海文艺），《胡适传》（台北：立绪），《回眸学衡派——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》（人民文学），而作者是同一个人，沈卫威。
沈卫威写传记，靠脚下功夫，走到了其他传记作者走不到，或者不曾想到、无法走到的地方，得独家材料，出自家卓识。他写胡适传，四次到安徽绩溪胡适故乡，找到胡适的父亲当年治黄河时的地图，找到了胡适少年读《茶花女》时的批注，胡适中年题扇诗。他还两度奔波于浙江、上海、北京，找到了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自杀后的收尸人，得到了胡思杜的最后一批遗物。至于“抄家三度，掘地三尺”，挖出胡适婚外恋的那个女子曹诚英，更是费了天大的功夫，但也使得他的那本《胡适传》写得扎扎实实、有声有色。
也正因为沈著《胡适传》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，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，所以该书从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，台北、上海、成都、北京、郑州等地又以此为基础，出版了8个版本。1988年，沈卫威从著名学者任访秋老先生门下毕业，获硕士学位，那年他刚刚26岁，现代文学研究界和传记写作界又崛起一位少年才俊。
沈卫威说：“一部传记，不是一座人工雕凿、粉饰的纪念碑，应是以传主为中心的个体编年史，由一个人展示一个时代；应是一部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作品，可读又耐人寻味；应是一部灵魂的历史，展示出传主的喜怒哀乐、荣辱高下和心路历程。因此，作者的笔就必须触及传主的心灵深处、家庭内部、朋友之间。”所以，沈氏传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全面反映传主的生活，揭示传主思想深处和生活深处的一些东西。也因此，沈卫威由写传记而“复活”了三位女性，除了曹诚英，还有和茅盾有关系的秦德君，与吴宓有关系的毛彦文。因为写《茅盾传》，沈卫威追踪采访当年与茅盾同居两年之久的秦德君，一追就是11年，最后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沈卫威到了台北，不游山不玩水，却花了不知多少力气，找到了如今尚在人间的103岁的毛彦文老人，而老人在近年来的许多人的文章中已提前成了古人。
沈卫威并不是一味地猎奇。1991年从南京大学叶子铭教授门下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沈卫威，其实是以学者的眼光和学术研究的方法来做传记的，而且，他的传记写作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。近年，他研究现代文学，研究学衡派，不断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，除了刚才提到的《回眸学衡派》等，还有《东北流亡文学史论》、《传统与现代之间——寻找胡适》等著作。现在河南大学当博导的沈卫威还承担着“学衡派研究”、“文化视野中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”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
从写胡适到写茅盾，沈卫威采访到的多位知情人都步入了老年，但他们当中许多成了作者的朋友。沈卫威说，是理解、信任的力量支撑、激励了他跋涉的脚步。沈卫威以自己的才华、勤奋、勇气和耐心，不断地追求那至高的“传记之道”，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，为他的母校和他的恩师带来了光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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